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时间：2015-06-16 10:45:00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盛世修史的传统，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举国共筑中国梦、恰逢学会百年庆的当下，作为才疏学浅的晚辈，既无修史所需之博学，亦乏秉持探究之执着。只能本着好读书的秉性，通过读史来温故知新。2015年2月5日，对中华医学会而言，是一个值得大庆的日子。1915年的2月5日，中国医生自己的组织——中华医学会在上海成立。在这喜庆百年、世纪回眸之际，笔者有幸重温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颜福庆传》，作为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和耶鲁大学的高材生、中华医学会的首任会长，他不仅开启了中外合作创办现代高等医学教育的先河，而且也开创了国人独立主办现代高等医学教育的成功范例，不仅是我国现代史上卓尔不群的医学教育家和公共卫生学家，也是中华医学会这一百年老店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一生，不仅引领并造就了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也是中华医学会从初创时的筚路蓝缕到日益发展壮大的真实写照。本书中记述了颜福庆在医学不同领域的探索及主要成就，以及为创建中国人自己的医院和学会所做出的不懈努力。通过详实可信的史料，读者不仅能全面了解西方医学在中国发展的轨迹，而且能从中汲取有益的知识，探寻历史的奥秘。本书荟集了鲜为人知的医学史料，并配发了大量珍贵的图片，可谓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值得每位缅怀先哲、热爱学会的人倾情阅读，潜心品味。
    名门望族的耶鲁博士
    颜福庆（1882—1970年），字克卿，祖籍厦门，1882年出生于上海市江湾的一个清贫的基督教牧师家庭。他的老祖宗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渊，经过历代的繁衍，在上海逐渐形成传奇式的颜氏家族。这一显赫的家族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初期的宗教界、教育界及医务界有重大影响，为推动中美文化合作和友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颜福庆那一代，颜家人才并出，盛极一时。颜福庆幼年丧父，从7岁起就寄养于伯父颜永京(原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家。由于母亲多病，所以他在少年时代就立志学医。在伯父的资助下，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应召到南非多本金矿担任矿医，为华工治病年余，深受矿工们的尊敬，回国时矿工们集体赠送给他一枚金质纪念章。当矿医的经历，使他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深入地认识了社会和自己，激发了精研医术的动力，坚定了终生从事为人群服务的崇高理想。1906年，颜福庆被选送到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 1909年被授予优秀博士毕业生，这是医学院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位，他是在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同年被吸收为美国自然科学会成员。毕业后，他一心想为苦难深重的同胞服务，便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国。1910年2月，受雅礼会的聘请与派遣，来到湖南，加盟由美国人胡美在长沙创建的雅礼医院，主持医院的外科工作。由于颜福庆的到来，长沙结束了没有中国现代医生的历史。颜福庆在长沙工作了18年，通过为雅礼会服务架起了古老中国与现代西医的合作之桥。由于其对中美医学交流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被雅礼会任命为永久会员。为了使自己的医学知识更全面，更能适应国内的实际需要，他又赴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继续深造，以惊人的毅力在短期内获得该校的热带病学学位。1927年，颜福庆被任命为协和医学院副院长，成为协和历史上的第一位的中国人正教授。
    医学教育的拓荒之人
    颜福庆为我国近代著名的医学教育家，为中国医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指出：“医学为民族强弱之根基，人类存在之关键。医学教育与其他科不同，攸关生命及世界人类之公安。” 他坚信，只有激发起医务工作者的科学探索和研究精神，才能提高医学水平，保持较高的医疗水准。1910年，颜福庆受聘回国任长沙雅礼医院外科医师，即与该院美籍医师胡美等筹划兴办医学校。在此之前，美国耶鲁大学部分毕业校友发起在中国长沙设立雅礼会，在办医院和学校的同时兼传教。1914年，颜福庆创办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湖南医科大学前身)，任首任校长。在日常的医疗实践中，他深感预防医学的重要，决心从临床医学转向公共卫生学。1914年再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获公共卫生学学位。在就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期间，他深感外国人把持学校大权的弊端，受“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不愿仰人鼻息，抱定中国人自己创办医学院的宗旨，决心要创办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办的、规模较大且设备较全的医学院。1927年10月他创办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不久先后改称江苏大学医学院和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改称国立上海医学院)，并任第一任院长。同时与中国红十字会签约合作，接管该会总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前身)等医学教育和医疗机构，颜福庆兼任医院院长。
    创办上海医学院，是颜福庆一生事业的顶峰，该院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南北遥相呼应，代表了国人自办医学院的最高水平。为了解决建院经费难题，他广邀社会各界著名人士发起并组织了中山医院筹备会，并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募集资金。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慷慨解囊，中山医院和医学院新校址终于在1936年同时落成。1937年4月，举行了国立上海医学院院舍落成暨中山医院开业典礼。上海解放后，国立上海医学院由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并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颜福庆任副主任委员。1951年，国立上海医学院改组，颜福庆被任命为副院长。1952年学校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颜福庆以治学严谨著称，强调真才实学，严格执行学生录取标准和学业成绩考核制度，着重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术训练。在办学过程中，颜福庆注重感化教育，学校的每次考试，都不设监考人，以培养学生的自尊、自律和诚实无上光荣的观念，潜移默化地培育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同时，认真选拔住院医师，实行淘汰制，特别是坚持执行毕业生在毕业典礼时必须宣誓终身不渝地为人群服务的规定。在他身体力行的影响下，全体师生都能致力于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形成了艰苦朴实、钻研业务、对技术精益求精的良好作风。他善于发现人才，重视培养并奖掖后学，堪称医学界的伯乐。经过一甲子的辛勤耕耘，耄耋之年的他桃李满天下、誉满杏林。
    投身革命的学者楷模
    颜福庆不仅医术超群，而且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颜福庆积极投身其中，并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房屋借给毛泽东等人，支持他们开办了“文化书社”，使其成为湖南新文化传播的中心。抗日战争伊始，他就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他曾担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发动医学院师生和医务界人士奋起抗日，组成医疗救护队，辗转奔赴抗战前线后方，为伤病员服务，在救死扶伤支持抗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上海解放后，颜福庆带领广大师生到上海市郊、嘉定、嘉兴等地为人民解放军突击诊治血吸虫病和核黄素缺乏症，取得骄人的业绩。抗美援朝期间，他参加了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并通过他在医药卫生界的影响，广泛鼓励医务人员奔赴前线，投入抗美授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斗。上海医学院各附属医院先后各自组织了3批志愿手术医疗队，还联合组织了一个防疫检验队以参加反细菌战。不仅如此，年逾古稀的他还亲自随代表团去东北慰问志愿军伤病员。由于他的工作成绩卓著，1957年受到卫生部的嘉奖。新中国建国10周年时，他曾编写《我国医学卫生事业的发展》一文发表于英文版的《中国建设》，热情歌颂新中国医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出于一位医学大家的社会责任感，古稀之年的他还始终坚持参加学校内外的各种会议和各项社会活动。
    作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我国医学界德艺双馨的泰斗，他曾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名誉副会长等。新中国成立以后，颜福庆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6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并宴请全国知识分子代表，颜福庆位列其中，宴请时他就坐在毛泽东左边的主宾席。84岁时，还赴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聆听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规划，感到无比兴奋。他不仅深受感动，而且发誓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要更好地为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回上海后，他激动地叙述了这个规划的内容并传达了中央首长对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关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颜福庆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使他卧病不起，在米寿之年含冤驾鹤西去。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上海市委、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为他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以实际行动告慰了一代医学大师的在天之灵。
    献身学会的业界翘楚
    颜福庆的一生，始终与学会和各种社团组织为伴。1886年，教会医院和医学院的医生在上海创办了中华博医会。当时博医会的门槛很高，只有欧美医学院校毕业，而且是海外传教团的成员方可入会。由于严格的入会限制，早期该会没有中国医生参加，1910年入会的颜福庆是该会的首位中国会员。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湘中健儿参战者逾万人，死伤甚多，急缺医疗救护，颜福庆以任战地救护之责，牵头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自己任会长。1912年，他在长沙加入中国同盟会。在颜福庆的积极倡导下，湘雅医学会于1913年诞生。在颜福庆参与的各种学会中，最为值得骄傲的是在1914年5月，他与伍连德发出了创建中华医学会的倡议，并于1915年2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因伍连德要坐镇东北主持东北防疫总处，无法来上海工作，因此在成立大会上，颜福庆被选举为首任会长。中华医学会的成立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的诞生，标志着接受英美式现代医学教育的中国医生，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了；标志着西医作为一种日渐重要的行业，在中国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寻求与国外同行平等对话的平台；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医学进入了新阶段。随后，学会于1915年11月创刊了《中华医学杂志》。从此，中国的医务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学会和医学杂志，中华医学会就成为国内以中国人为主的医学学术团体，对我国医学的发展和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中华医学杂志》的创刊号中，颜福庆发表了《中华医学会宣言书》，该文简述了中华医学会成立的缘起，并逐一阐述了“巩固医家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的学会宗旨。他在文中同时指出：“欧美各国，莫不有医学会社，其政府亦从而保护之、鼓励之，予其种种之权利。我医界同仁，倘能各尽其心，牺牲个人之光阴财力以为本会，则本会与欧美并驾齐驱，亦意中事也”。1916年2月7日，颜福庆在上海主持了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大会，并简明扼要地确定了学会初期的办会方针。他指出：首先要确立会员的资格问题，其次学会必须有自己合适的会所，应该成立各专业委员会，同时应普及医学知识、翻译医学书籍、统一中国的医学术语。在西医信用未坚、名誉未盛之际，会员们要相互勉励，维护医生的荣誉和职业尊严。本届大会上，学会首创了公共演讲制度，颜福庆做了题为《医家之责任》的首场演讲。1924年，在中华医学会第五次大会上，颜福庆在演讲中呼吁：“西医必须大众化、必须中国化。大众化和中国化不应依靠外国医生，而应该由中国医生自己来实现。”1926年，在中华医学会第六次大会上，颜福庆呼吁争取将英国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于举办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该建议最终被英国政府采纳。经过颜福庆等人的不懈努力，1932年4月，中华医学会与中国博医会执委会采用通信表决的方式征得全体会员的同意，宣告两会合并。合并后的中文名称仍为中华医学会，并明确规定，外国人不能任会长、总干事和会计的职务。出于对学会的挚爱，除特殊原因外，颜福庆几乎每次都出席中华医学会大会，并且每次均提交关于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的重要论文，这些文章最终都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20世纪30年代，颜福庆倾其全力再次对中华医学会鼎力相助，将洛克菲勒基金会捐给上海医事中心的基地拨出3亩地建设中华医学会的新会所，宽敞的新会所设立了图书馆、会议室、研究室、委员会办事处、秘书处等，使得中华医学会在上海有了永久的办公场所。
    卓尔不群的人中骐骥
    颜福庆一生治学谨严，医德高尚，言传身教，门墙桃李，服务人群。早在创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过程中，他就形成了独立医学的思想，表现在脱离教会，不设宗教课，敢于冲破当时宗教统领医学院校的樊篱。颜福庆设计的“独立之医学事业”，就是中国人拥有医学科学传播的自主权和主动权，通过掌握话语权，建立中国人自主的医学教育、临床和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尽管如此，源于医学无国界，为了中国医学的早日强盛，他坚持独立不是孤立，不是拒绝。支撑颜福庆独立医学体系的是合作精神，兼收并蓄各国不同学派的医学成就和经验。颜福庆始终倡导预防为主的理念，他认为卫生学科的教育宗旨是：医学须绝对社会化、科学化、经济化；使医学生有强烈的社会观念和民族意识；增进民众健康，预防疾病，普通治疗与卫生教育并重；抱定到农村去服务的精神。如1917年、1922年，他曾两次赴美进修，并游遍英、德、法、比利时等诸国，考察医学教育模式。他将自己学到的现代医学技术和办学心得带回湘雅，融会贯通后付诸实践。他倡导的仁术为民、为社会服务的“公医制”思想和“预防为主”的医学理念至今仍闪耀着睿智的光芒。颜福庆热爱医学，关心人民健康，针对当时国内的现状，他毅然放弃了自己心底里始终情有独钟的眼科，将自己的服务重点逐步从个体疾病治疗走向群体的传染病防治。早年他曾远涉重洋到拉丁美洲参加钩虫病防治工作。1911年东北三省鼠疫流行，他配合伍连德在京汉铁路沿线开展防治工作。1916年又曾到江西萍乡煤矿，深入矿区从事流行病学调研并采取防治措施，为防治对人民群众危害较大的流行病做出了积极贡献，得到群众的颂扬和政府的奖励。为了总结自己的经验并惠及更多的患者，他曾先后于 1918年和1920年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发表有关钩虫病流行及其防治工作的论文。在预防为主的实践中，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农村卫生实验区，积极开展城市和农村卫生工作，且终生坚持。
    颜福庆对中国医学的贡献不拘于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在许多相关领域中他都是秀出班行。作为我国医学界的博学鸿儒，他恪守以下准则：做医生的人，须有牺牲个人、服务社会的精神，服务医界，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他缔造了“公勇勤慎，诚爱谦廉，求真求确，必邃必专”的湘雅精神。在这种精神的传承下，湘雅的发展轨迹书写了半部中国西医史，造就了张孝骞、汤飞凡、谢少文等一大批我们蜚声中外的医学大家，赢得了“南湘雅，北协和”的美誉。其中首届毕业生张孝骞不仅摘得学业成绩和毕业论文两项第一，而且还担任过国立湘雅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成为名闻遐迩的临床内科学家。颜福庆不仅学识渊博、事业心强，而且奉行“勤于职守，忠于职守”的理念。凭着对医学的挚爱，他年届耄耋仍壮心不已，依旧皓首穷经地进行医学研究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作为具有强烈民族自尊感和爱国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一向重视通过时事学习来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即使晚年患“视神经萎缩症”时，仍坚持借助深度眼镜加放大镜来读书看报。作为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医学大家，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弥留之际，他曾嘱咐亲属，在他去世后将遗体捐献给上海第一医学院供尸体解剖。掩卷遐思，颜福庆为中国医学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无愧于惠泽千秋的杏林楷模、卓尔不群的人中骐骥。
    2015年，恰逢颜福庆、伍连德等有识之士创建中华医学会百年华诞。在这医学名家齐聚、社会各界同贺的欢庆时刻，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一个世纪以来，经过几代志士仁人孜孜不倦的奉献和全体会员的和衷共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中华医学会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党和政府联系我国医务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中国科协学会之翘楚、全国医学工作者之家。核心期刊论文发表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重温《颜福庆传》，不仅能通过追溯其丰功伟绩而缅怀先哲，感人至深的创业艰辛更有助于激励我辈奋发努力。我们坚信，在学会创立的下一个百年中，只要我们戮力同心、携手共进，必将使学会不辱使命、勇立潮头，衷心预祝学会的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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